作者：吴美福
我们说吴学的水文化是吴学文化中以水为轴心的文化集合体，就是说，吴学的水文化是客观地存在于吴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吴学水文化是指以水和水事活动为载体江南人们创造的一切与水有关文化现象的总称，包含了水利文化的全部内容。是从全社会的视野来看待水和水利的。我们的任务在于把吴学文化中各个方面与水有关的文化集中起来，使之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吴学的水文化是孕育吴学的源头。
物质层面的水文化主要包括水形态、水工程、水工具、水环境、水景观等。
吴学的水文化是江南人类创造的与水有关的文化财产
吴学水文化主要特性
第一，吴学的水文化是以水和水事活动为载体形成的文化形态。水文化并不是说水本身就是文化，水只是一个载体。水文化是人们以水和水事活动为载体创造的一种“姓水”的文化。以水为载体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说，水承载着对江南人类和社会的伟大贡献，如水对人的生命、健康，水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审美等重要联系和伟大贡献；二是说，水承载着江南人类对水的伟大实践。也就是我们说的水事活动，即人与水发生联系过程中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主要包括江南人类的饮水、用水、治水、管水、护水、节水、亲水、观水、写水、绘水等重要社会实践活动。这些是吴学水文化形成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正是这两方面的联系形成了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吴学水文化。因此吴学的水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以水和水事活动为载体”的文化。
第二，吴学的水文化是水在与人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联系中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形态。因为水与人的生命、生存、健康、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水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态等方面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吴学的水文化就是在这些联系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这种联系就没有吴学水文化的形成，也就没有吴学水文化的发展。因此，研究水与江南人类生存和发展各方面的关系，研究水与江南社会文明和发展进步各方面的关系应是吴学水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三，吴学水文化内涵要素和定义类型与吴学文化基本一致。这是吴学文化与吴学水文化最紧密的联系的反映。从吴学水文化的内涵要素讲，吴学水文化具备了人、水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三大要素。从吴学水文化的定义类型讲，从“文化财富型”中可以引申出：“水文化是人们以水和水事活动为载体，在与人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生联系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文化方式型”中可以引申出：“水文化是人们以水和水事活动为载体，进行生活、生产和思维的方式”。从“文化反映型”中可以引申出：“水文化是水和水事活动在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反映”。从“文化复合型”中可以引申出：“水文化是与水和水事活动有关的知识、信仰、艺术、音乐、风俗、法律以及各种能力的复合体。”
第四，吴学的水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既有物质形态的吴学水文化，也有精神形态的吴学水文化。界于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之间，还有一个制度形态的吴学水文化。这三种吴学水文化形态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江南人类与水的联系作用于自然界，产生了物质形态的吴学水文化；作用于社会，产生了制度形态的吴学水文化；作用人本身，产生了精神形态的吴学水文化。三者之间，互相联系，各有侧重。
第五，吴学水文化具有母体文化的特性。因为没有水，就没有人，也就没有吴学文化，水是文明之源，也是吴学文化之源，吴学水文化渗透到所有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说，文化是各种文化形态的母体文化，吴学水文化是吴学文化的女儿文化，但具有母体文化的特性。就是说，女儿的形象和气质很像母亲。
世界学术界公认为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学问，事实上揭示了一个令人醒目的文化现象：世界与人同源。水，作为自然的元素，生命的依托，以它天然的联系，似乎从一开始便与人类生活乃至文化历史形成了一种不解之缘。纵观世界文化源流，是水势滔滔的尼罗河孕育了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的消长荣枯明显影响了巴比伦王国的盛衰兴亡，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环境显然造就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摇篮，流淌在东方的两条大河–黄河与长江，则滋润了蕴藉深厚的中原文化和绚烂多姿的吴学文化。
水，以其原始宇宙学的精髓内涵已渗入人类文化思想的意识深层，更是孕涵博大精深的吴学文化。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人类的进化以及对自然的认知，由物质的层面升华到一种精神的境界。
搜寻中国的文化典籍，几乎所有史实文献，都蕴涵着丰富的“水文化”的内容，对“水”的描写、吟诵、歌咏，也一如那些被视为“永恒”的题材，成为世代文人笔下旷古不衰的“文学母题”。一部吴学文化史，倘从“水文化”的角度去审视，说它是渗透着“水”的精髓的江南人类文化史卷，亦绝非是一种牵强之谈。太伯自岐山奔吴的故事，一路上从水路、涉渭河、过黄河、塑长江而下，历经二条母亲河，太伯到达梅里后，引水造田，治理水患，开凿泊渎河，建设九泾一渎，江南民间口传文学所述，远古洪荒，洪水滔天的传说，于今天看来虽是一种”神话的感知”，但这种”原初层”的原始智力所独具的文化体认，仍可使我们感悟到吴学水文化的内涵。及至《吴歌》时代，无论是《周南》里的《关雎》江南文化最早可以溯源至史前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及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等。其中良渚文化是中国最早的形态独立完整的精神文化，有着全世界最精湛的玉器、最早的大规模犁耕稻作以及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如果从审美特质上对良渚文化进行描述的话，那就是血勇尚武的“外拓气象”与内敛精致的“玉质气象”并存。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是一种集大成的文化，被考古学家认定为吴国民族的先期文化。
吴乃“太伯奔吴”而建，吴学文化由此逐渐定型成熟。吴学文化的最明显特征表现为对水的极度的崇拜和信仰。吴学地区，水域丰富、土壤肥沃，前阻长江、后绝大海，以水乡泽国著称。“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此其时，为之立祠”。《春秋谷梁传》
载吴国百姓畏惧水，崇拜水，又在水中驾舟谋生，在与水的搏斗中生存。在反抗中取得胜利。在这种环境之中产生的吴学文化自然呈现出好勇开拓的文化性格。对当时的吴学文化产生了深刻且深远的影响。
处于江南文化初始阶段的吴学文化，此时还只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随着中国经济重心、文化重心和政治重心的不断南移，吴学文化逐步树立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学文化开始步入“中国的”江南文化范畴。钱穆认为，“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谈玄尚韵的东晋和好药酒、重姿容、品神韵的“魏晋风度”为此时的吴学文化注入了讲意境求幽远、风流恣情、澄澈重情、超然隐逸等新的特质；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的“元嘉体”，工巧华美、清新通畅的“永明体”，清秀拔俗的“吴均体”也为诗坛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南朝清新活泼的江南吴歌，既大胆热烈又执着朴素，有着美好动人的情致和纯真明朗的韵味。
从安史之乱直到宋室南渡，江南地区迅速发展，吴学文化于此发生质的起飞，在中华文化格局中开始占据主动。“吴中四士”张若虚的一首《春江花月夜》，以孤篇压倒全唐，为唐诗增添了一缕空明、清丽和深幽的意境。安史之乱之后，大量文士避难江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一叶知秋，由此可见江南吴学文化此时在文化之影响。至晚唐，从吴学文化的概念上来使用“江南”，借以指代“风光秀美、民熙物阜”之地的说法已然约定俗成。
到了南宋，随着文化人才进一步集中江南，江南吴学文化经历了又一次的发展，特别是在“花轻似梦、雨细如愁”的宋词的带动下，“文人艺术”发轫。意境情趣、一味妙悟、含蓄空灵成为江南吴学文化美学的中心。造型极简、釉色纯净又内涵丰富的宋代瓷器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而最能集中体现“文人艺术”审美品格的则是“文人画”。文人画在南宋兴起，于元至鼎盛，是中国吴学文化艺术史上罕见的珍宝。文人画画家如赵孟、元四家皆出身江南。梅兰竹石、山水花鸟成为文人画新的描摹对象，诗、文、画、印的配合也与晋唐人物画迥然。无论是浑厚全景的北宋山水，精巧工致的南宋山水，还是水墨压倒青山绿水的元山水，对于“虚实相生、意在言外”的意境追求在不断递进。
在明代，以唐伯虎为代表的，代表作:《骑骡归思图》、《秋风纨
扇图》，《桃花庵》等，脍炙人口。从明嘉靖到清乾隆，江南一地哲学、文学、艺术流派众多、波澜起伏。
以戏曲、传奇、小说、诗词、杂书为主。这类市民文艺不再载道言志，而是充满了对人情世俗的玩味，对富贵荣华的钦慕，对男女情爱的企望以及对公案神怪的兴趣。从明万历至清康熙的150年间，是中国市民文化之代表“话本”创作的繁荣期，从四大古典名著的作者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作者，大都出自江南，其他话本小说的作者亦多江南人士。在此背景下，明清的文人画作也不免沾染了江南繁华市井带来的世俗气息。“吴门四家”、清初的金陵八家、清中期的扬州八怪把世俗生活画推向高潮。清末之海上画派则表现了更为浓烈的市民文艺色彩。皆因审美在日常，明清时期的江南饮食文化、园林文化、曲艺等等都达到了各自在吴学文化中的历史最高点。其写爱情、描现实、言思乡，已明显是表现出寓情于水、以水传情的文化取向，遂使“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样的诗句成为千古绝唱。至于其后的《庄子》、《楚辞》、汉代的乐府民歌、唐风宋韵、明清小说，也莫不在描情写意上，因水得势，借水言志，以水传情，假水取韵。
以这一论断去推论吴学水文化对江南历史文化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水，不仅影响了吴学文化的产生，在吴学文化进程中演绎出丰姿多彩的面貌，而且随着历史的演替，江南人类文明的发展，已成为江南吴学文化阐释的一个”对象主体”，并使吴学文化体系生发出一种特异的艺术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