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篡: 吴美福
有很多文章介过宜侯矢簋，我在以前的文章介绍过宜侯矢簋，今天重谈这个话是觉得很有必要。吴国第一重器–宜侯夨簋于1954年6月在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出土，共有铭文120余字。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宜侯矢簋的发现，这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重新认识太伯奔吴，对于怀疑太伯奔吴的所谓的观念是一记当头棒。
宜侯夨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足径17.9厘米，器侈口，束颈，四兽首耳，浅腹，圈足较高，下缘附边条。腹部间饰涡纹、夔龙纹，圈足饰鸟纹。器内底铸铭文12行120余字，记述周康王册封的宜侯，并赏赐鬯、瓒、弓、箭、土地、庶人等，是研究西周分封制度的重要史料。
西周的分封即《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是周天子分别授予自己的子弟、亲族及功臣一定范围的土地，建立封国，以屏卫王室，受封者即是诸侯。据史书记载，西周初年分封了71国，其中较大的有鲁、齐、燕、晋、卫等，后来大家知道的，又封了吴国。通过分封诸侯，周人不但牢固统治商朝原有地区，而且其势力、影响得以不断扩大，远远超过了商朝。
簋内底有铭文120余字，大意为周康王册封夨为宜侯，赏赐他鬯酒(一种香酒)、铜器、弓箭和土田、山川、奴隶等。作器者夨原为虞侯，改封为宜侯。宜这个地方，可能就在铜器出土地丹徒县一带。宜侯夨簋铭文是关于西周实行分封的重要史料。
经郭沫若、唐兰二先生的考证，认为夨就是周章，所谓“宜侯是改封而不是原封，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宜侯是太伯的后人”则不然，首先大伯无后，一直用虞仲之后代表出走之族，虞仲就是仲雍。
1984年，《宜侯夨簋轶事》一文的作者张敏访问了该器的发现者，丹徒县绍隆寺的福贵老和尚。据福贵回忆，54年他还俗在家，在村长聂长保家打工，在一块坡地上翻土时，掘岀了一批青铜器。他的发现引发村民的围观，纷纷议论是否是金器。聂长保的儿子为了检验质地，随便检岀了一件，一锄头打得粉碎，他打碎的恰恰就是这批青铜器中唯一有铭文的《宜侯夨簋》。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分封制始于西周初年周王对同姓和功臣的分封，大量史书详细记载了当时分封诸侯的史实，不过已有实物中，只有这件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宜侯夨簋是考古发掘材料并且明确记载了西周的分封情况的，这就决定了他在研究西周分封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专家还断定铭文中的“宜”即在今(江苏)丹徒一带，也就是吴国的发源之地，而宜侯夨簋因其对研究吴文化的重要性又被称为吴国第一重器。
高强先生在《浅议“太伯奔吴”》中则综合吴国考古与宜侯夨簋的发现，认为“太伯、仲雍为了周族利益，也为了自身安全避往宝鸡吴山”“武王克商后封太伯之后于‘河东之虞’，成康时又封太伯后裔于苏南”。
为什么当地贵族要占有、收集甚至仿制中原青铜器?这当然体现的是他们对华夏文化的向往。特别是土著吴人无意中获得“宜侯夨簋”时，他们拥有了中原虞侯封于宜这一历史记忆。春秋中期，吴国开始强大并通于上国，晋国大夫巫臣敏锐捕捉到这一动态，施展“联吴抗楚”的战略。
《史记》为何把吴国列为周朝第一诸侯?答案或许就在这件青铜器里总之，围绕宜侯夨簋尚有诸多争议，但毫无疑问，到春秋中后期的时候，不管是中原还是吴人，都认定太伯奔吴而建立吴国了，反映的正是华夏民族的发展与中国疆域的扩大。
1985年，李学勤发表了一篇题为《宜侯夨簋与吴国》的标志性文章，第一次将宜侯夨簋与吴国在文章标题中鲜明的联系在一起。将簋铭大意通释为：“周王(康王)在四月丁未这天阅看武王、成王伐商图，又看了东国图，(康王)在赐命前进行占卜，后命虞侯夨徙封于宜，康王赏赐夨豈鬯一卣，璋瓒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又赏赐山川土地，人鬲。宜侯夨感念王的恩德，做了纪念虞公父丁的宝器。”认为宜地在东南，太伯、仲雍时称“吴”也即是“虞”，到了东周，为了区分南吴和北虞才“吴”、“虞”相分，不再混同，按照惯例“虞侯迁宜，可称宜侯，也可以继续称虞(吴)。”故由此推定簋铭末尾的“虞(吴)公”即可能是吴国事实上的始封之君“周章”，而“夨”的辈分相当于熊遂。文章最后附带赞同了唐兰先生的看法：“宜侯夨与作册夨不是同一人。”此文，可以说是宜侯夨簋与吴文化相关联研究的重大突破，它依稀掀开了笼盖在吴国早期历史上的神秘面纱，不过也引起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江苏及东南地区的考古、历史学者，对吴文化的跨跃式研究。
唐兰在其集大成之作《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录“俎侯夨簋”。在说明中重申了这件器的作者是虞公父丁之子，虞侯夨是周章，迁虞侯作俎侯是康王世的史事，而俎国即后来的吴国。
杨向奎发表《“宜侯夨簋”释文商榷》一文，在文中，杨先生总结到：“前人的立论基础均为主张宜在今丹徒一带，丹徒属勾吴境内，故产生了一系列推论。”杨先生大体上同意唐兰先生的界定，并认为唐兰先生定虞侯夨为南吴，刘启益先生定虞侯夨为北虞(今陇县)，后改封至宜才建立南吴，二说均可商量。分歧之源头，则在于《史记》中关于太伯、虞仲等人物间关系的记载不清：《史记·周本纪》载太伯弟为虞仲，《史记·吴太伯世家》谓太伯弟为仲雍。后世注家中《索隐》、《正义》认为仲雍、虞仲为一人，而《史记会注考证》引顾炎武之说，认为虞仲为仲雍曾孙，唐兰先生即以此为本。最后杨先生也同意“宜”在吴地即丹徒一带，《周本纪》与《吴太伯世家》所载太伯奔吴之事可信。
陆九皋在1986年纪年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吴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从夨簋铭文谈太伯仲雍奔吴》一文，论文重申了夨簋与太伯仲雍的联系，认为该器铭文是吴国历史最早的文献资料。赞同唐兰先生之说：夨是仲雍第四代孙周章所作;“宜”，“虞”，“吴”三字是一样的。并强调，太伯奔吴之史事是可信的。
河北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王一凡认为:”宜侯夨簋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出土的一件具有115字可辨认释读铭文的重要的西周青铜器。近七十年来，它深深地影响着，甚至左右着学界对于吴国历史的认识与解读。基于本文第一至三章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谱系与格局研究，该簋的意义显得更加重大，作为“吴国第一器”，为了使学界跳脱出“经书史籍”对吴文化乃至长江三角洲地区青铜文化认识与研究的束缚，此器亟待学界重新认识。”宜侯矢簋的发现，对于厘清包括太伯奔吴，周武王平定天下，派使臣到东南之无锡梅里，前面我已经阐述过，封仲雍之四世周章，正式删封为吴国，是为有力的文物凭证，使人无可辩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