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野里遗址是日本弥生时代最大规模环濠聚落的遗迹，位于佐贺县神埼郡吉里町和神椅市的吉野里丘陵上，面积约50 公顷。遗址在1986年被发现。根据20世纪由陶器纹路推定出来的弥生时代年表显示，吉野里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4纪野里附近形成小规的村落，从此后一直高度发展，至公元3世纪达到鼎盛，前后持续时间约700多年。在这700多年的时间里正是公子忌东湾日本后筚路蓝缕艰苦开拓，经历开枝散叶，历经无数的苦难建立起伟大的“九州王朝”之历史时期。我们认为吉野里遗址为研究姬氏东渡之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标本。
吉野里遗址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了聚落的军事防护而精心设计的各种设施。弥生时代后期已经开始形成由内壕沟和外壕沟组成的双重环壕，外壕沟被挖掘成深邃的。
图4-1 吉野里遗址
“V”字形，总长超过2.5km 的外壕沟围住的面积超过40公顷。壕沟内外有木栅栏、土垒、鹿砦等防御性围挡设施，另外瞭望塔和高台林立，戒备极其森严。外壕沟之中有两道内壕沟，内壕沟中建筑物错落有致，北部为北内郭，南部称南内郭。内郭的内外根据已经发掘遗址和整理的结果显示，竖穴式和于栏式建筑设施是从事祭祀相关人员以及王族亲信们的居所。主祭殿、东祭殿、斋堂等举行祭祀的设施已经非常齐备。另外保存粮食的干栏式仓库、储藏洞穴、土坑以及青铜器冶炼设施也有发现。
在遗址的北部和南部分别发现了埋葬一般士兵和居民的公共土圹墓地，墓地中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瓮棺、石棺。另外在北部和南部还发现了2处坟丘墓，一般认为坟丘墓是部落首长(统治阶级)的墓室。从瓮棺中出土的人骨研究表明，当时的战争频繁而且残酷，很多瓮棺中发现的尸体没有首级，人骨可见明显的刺伤以及兵器所致的物理伤痕。另外玻璃材质的管玉等装饰品、土器、石器、青铜器、铁器、木器大量出土。勾玉、管玉、铜剑、铜镜、丝织品、布类等装饰物以及祭祀用品也大规模出土。1998年还在遗址周边发掘了被认为是在北部九州生产制作的铜铎。
学术研究上一般把吉野里的历史发展轨迹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的萌芽、中期发展的成熟、后期的鼎盛。
图4-2 吉野里环壕沟以及鹿砦
图4-3吉野里瓮棺葬复制品
公元前4世纪，一般认为是吉野里发展的前期。吉野里丘陵中开始形成聚落由此开始向大规模的聚落发展。在这个时期，吉野里丘陵中分散的“村落”组织出现，在南部的聚落中最先出现了环壕。南部的环壕是从中国江南地区东渡移民到此的所谓“渡来人”集团所建立，最初这些“渡来人”凭借在冷兵器制作技术上以及战斗组织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和当地的既得利益阶层原住民之间展开了残酷而又试烈的土地争夺战争。
中期，环绕吉野里丘陵地带出现环壕。随着聚落的扩大，防卫变得棘手而迫切，在这种情况下，防备的等级和层次越来越高。同时巨大坟丘墓和瓮棺开始大量出现。这种巨大坟丘墓南北约46米，东西27米，呈长方形坟丘，坟丘高4.5米以上。个别坟丘顶到墓圹有出土过14以，种目只北部九州才有发现。
到了后期，环境规模急剧扩大，不仅出现了双重环壕，环壕内的建筑物规模大，也更加复杂。公元3世纪时，落迎来繁盛期。北内郭和南内郭出现，人们活动的公共区域扩大，干栏式仓库密集出现，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带来了市场贸易的繁荣，国家已经开始征收税赋，对市场加以监管。这个时候的国家体制严密，对外交往频繁，出现了《魏志·倭人传》所描述的壮丽画面。
通读佐贺县教育委员会编纂的《吉野里遗迹整备报告》，我们发现了有巨大历史价值的惊人信息。《吉野里遗迹整备报告》明确表述，北部统治阶级的坟丘墓和祭祀祖先的主蔡坛之间相距800米，坛堂位于北中轴线和夏季日出冬季日落的交点上。后世研究者沿着主祭坛南北中轴线延长70km的位置，正好是长崎县的云仙普贤岳。
从目前研究结果来看，约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国家基本形态已经建立，统治阶级已经拥有巨大的空间概念，并将自己所掌握的天文历法和宗庙礼制完美应用于国家的治理之中。从图 4-5的吉野里遗址复原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遗址的北立鞋-肥堂。
吉野ヶ里遺跡の復元図
图4-5吉野里遗址复原图
面是八方形(当时新闻报道为八方形，后世的风化以及地貌变迁导致原来形状已不可考，圆形可能性比较大)坟丘墓，中轴线的正南方位上的主祭坛呈方形。根据佐贺县教育委员会负责发掘的官员介绍，祭祀祖先的坟丘墓为圆形，复原时由于当时的认知和整体研究不到位导致现在大家看到图4-5复原的形状。日本学术界一致认为，主祭坛就是当时吉野里的“明堂”或“辟雍”。
为什么弥生时代文明如此高度发达，是谁将当时世界上尖端的天文历法和建筑礼制传授至此?在探寻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明堂、辟雍。
说到辟雍、明堂，我们不得不从中国最早的小学和大学说起。
商代时候，贵族已经有学校教育。《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第二十五页九片:
丙子卜，贞，多子其徒学，版不篝大雨?
《甲骨续存》下篇四五九片:
座46 吉野里遗址中轴线延长70km至云仙岳示意图
囗亥卜，口，多子口学口，版□篝口。
陈怀邦认为:“徙学”就是“往学”，“版”借为“反”，与“返”相通，这是贞在问:“多子其往学乎?返时不进大雨乎?”这种说法如果正确，那么表明商代已经有学校教育。
西周的贵族教育子弟的学校，已经完备，有所谓小学和大学，这在许多讲“周礼”的书上时常谈到。如《大戴礼记·保傅》说:“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公羊传·僖公十年》何林注说“诸侯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学”;“受之大”。《白虎通·辟雍》也说:“八岁入学，学书记，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籍。”《礼记·王制》说: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西周的大学叫辟雍，或称学宫。僻雍有何特点呢?根据可靠的史料，结合礼。的记述。很清楚有下列三个特点。
第一，建设在郊区，四周有水池环绕，中闻高地建有厅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广大的园林。园林中有乌兽居住，水池中有鱼鸟聚居。《大雅·灵台》毛传说:“水族丘如像口辟雍。””一字，明其形状如圆。雍和“邕”音同通用《说文》说“邕，邑四方有水，自邕戚池者”，就是指环于水中的高地及其建筑。实雍中高地上的建筑，也叫明堂。《大戴礼记·盛德》说:“明堂者……以茅盖屋圆下方……外水口辟雍。”《吕氏春秋·慎大》说:“周明堂，外户不闭。”辟雍四期环绕以水，它是开凿出来的，也叫作“池”。“池”本来只透迤曲折的小河，也有“穿地通水”的意思，所以环城的河也叫“池”，也或称“辟池”。
第二，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舞、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是当时贵族活动的公共场所。东汉末年的学者卢植、蔡邕、贾逵、颖容、服虔等都认为太庙、大学、辟雍、明堂、灵台是“异名而同事”。《韩诗说》说:“辟雍者，天子之学……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事同三老五更。”《白虎通·辟雍》说“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所谓“乡”或“飨”便是指乡饮酒礼。
第三，西周大学的教学内容以礼乐和射为主。贵族子弟要学习成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必要的知识技能，作为贵族公共活动的主要场所，辟雍无疑是绝佳的选择。“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他们的学习内容主要便是礼乐和射御。礼乐和射御的技术性很强必须多加练习。
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统治者，礼和乐是当时贵族巩固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重要手段;同时贵族要把子弟培养成为军队的骨干，用来保护既得的特权，而射猎正是军事训练，所以到了春秋时代，“敬教劝学”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政策。
西周的这种贵族学校教育制度是由原始教育制度发展而来，西周大学建筑的规模和式样，也是沿袭原始的学校而来。那么西周的大学为什么要建造厅堂而且环绕有水呢?阮元解释说;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后，有衣冠之制，不肯废古制。任留此以为拔，与冕并重，此即明堂辟雍之例也。
中网传媒副总编辑吴美福编辑
2023.5.26日